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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的法律还不健全,农村人在农闲的时候逮兔子、捉鸟是寻常事儿。
大伯是逮兔子的好手,为了逮兔子,他常常是跑到离家十几里地远的地方。一年初冬,麦子出苗的时候,大伯在黄河故道上发现了一处逮兔子的好地方,因为那地方有一大块没有拔去的棉柴,在棉柴的旁边还有一大坡白菜地,凭着经验,大伯便断定那地方肯定有兔子……
大伯按着套路,刚将兔子网摆好,没风没火的天气突然变了,一阵六七级的西北风刮来,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也冻得大伯直打哆嗦,穿着单薄的大伯本想收拾兔子网回家,可风实在是太大了,收拾兔子网简直就是找罪受……在短暂的思索之后,大伯看了看天,还好,乌云薄得很,估计也就是一阵风的事儿,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躲吧。
不远处,是一户孤零零的人家,没有围墙,也没有篱笆,主房是三间土坯房子,厨房更简单,在地上栽几根木桩,木桩上搭了几块木板,木板下就是灶台,北风一刮,木板哗哗地作响……
“有人吗?”大伯走到了门口,他没敢敲门,站在门外向屋里喊了一声。
“有,什么事?”屋里传出了苍老沙哑的声音。
“逮兔子的,起风了,想在这里避避风。”
“哦,那,进来吧!”话音未落,门吱嘎一声开了,从门里走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汉来,老汉长得十分魁梧,国字脸,红红的脸堂,一双虎眼,两道剑眉,身上的穿着十分朴素,一副农民模样的打扮。
“大叔,你看这天,风太大了,我来歇歇脚。”大伯很是一惊,他自信他是一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可眼前的老汉还是让他为之一震,似乎是隐隐的有股子英气,却又说不出英气在哪里。风刮得太厉害了,大伯也没有多想,便一脚踏进了屋子里,进了屋子,他又禁不住环视了一下屋子,三间土坯房,连个布帘隔扇也没有,无遮无拦的,除了床,就是一些必须的家具。
“大侄子,给你个板凳,坐下吧。”老汉倒是没有在意大伯的眼神,他很亲切地将一个小凳子放在了大伯的面前。
“大叔,多谢了!”大伯收回了目光,接过了凳子,坐了下来。
老汉见大伯坐了下来,他也跟着坐了下来。
“唉,大叔,大婶呢?”毕竟是进了人家的门,大伯开始主动找话茬儿。
“哦,你大婶,在儿子家,给儿子看孩子呢。”老汉回答说。
“哦,你几个孙子了?”大伯问道。
“五个。”老汉伸出了右手,将右手的五根指头伸得很开,表情里颇有些骄傲的情愫。
“好命啊。”大伯应和着说。
“还好,五个儿子,都有根了。”
“不错啊!你老多大年纪了?”
“我?八十多了!”老汉回答说。
“大侄子,你是哪里人?”
大伯如实地告诉给老汉他是哪里人,为了更好地沟通,他也顺便报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因为解放前大伯的父亲在当地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哦,是他,你和你父亲有几分相似,当年,我们打过的交道也不少。”老人审视了一下大伯,表情很平静地说。
“你认识我父亲?”
“嗯,我的名字,你应该知道的,我叫张同汉!”老人回答说。
“张同汉是您?”大伯的心中猛地一颤,张同汉在解放前可是黄河滩上赫赫有名的土匪,他手下的弟兄有三百多人,长短枪百十来杆,据说还有两挺歪把子,一挺马克沁……黑白两道,国共两党都不敢轻易招惹他,更为传奇的是解放后打土匪,分田地,四清五风,打倒反革命,张同汉竟然是毫发无损。
“大叔,您老人家为什么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大伯早就听说过张同汉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个个人高马大,个个孝顺听话,他的心中禁不住多了一份疑问。
“很奇怪,是吗?孩子啊!我是怕仇家找上门来,一旦出现了事端,别误伤了四邻八家,我年轻时气盛,虽没有犯过人命,但也犯了一些错误,怕是人家来寻仇,唉,要是误伤了邻居,便是罪孽。”张同汉老人回答说。
“哦,这样?”大伯思忖了一下,他没有答话,解放已经近五十年了,解放前的冤仇谁还记得……他开始怀疑张同汉的敏感是否过度。
“哦,你是不是不信?”张同汉老人笑了一下说。
大伯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头,他也吃不准是真是假了。
“1952年春天,春谷子刚出苗,我的一位邻居就遭到了枪击,幸好,只是伤着了皮肉,开枪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被大伙儿逮着了,那后生一口枣庄口音,指名道姓地是来找我报仇的,谁知道认错了人,误伤了我的邻居,说我当年在得到了粮食后撕票了,伤了他的家人……虽然是解放了,我的那些弟兄对我还算忠诚,逮着后生以后,便一致作证,我们没有伤过人家。”
“后生相信吗?”大伯追问道。
“没有相信!我兄弟的话,他是不会相信的,估摸着,是有人移花栽木,故意陷害我的,是有人以我的名义撕票了,把他的家人杀了,这帐,就算到我的头上了!”
“这不冤枉吗?”
“冤枉?大侄子,哪朝哪代都有冤死鬼,人家认定你了,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得找着你!”
“大叔,别人为什么要伤他的家人?”
“唉,那年月,他们家大业大,势力也大,估摸着是和谁结了梁子,人家是专门报仇的,趁着我们绑票的当口,暗地里将他的家人做了。更何况,我们做活,是有规矩的,开明地主的,开明绅士的,乡邻之间口碑好的,从来不做,都是做那些恶霸地主的活,那些都是些十恶不赦的主,哪能没有仇人……”
大伯仔细地听着,似乎是听明白了什么,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便又问道:“大叔,那后生,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还能怎么处理?最后是放了呗?我的手上从来不沾血性,更可况是一个家人已失的后生呢?无论怎么说,他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剧,怎能抱怨年轻人呢?唉,造化弄人,如果是现在的日子,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啊!”
“后生就这么走了?”
“哪能就这么走了,骨头硬得很,发誓要取我的项上人头,在他有生的日子里,必来报仇!”张同汉淡淡地一笑说。
“这个,现在这社会,还有这事?”大伯摇摇头,咂巴咂巴嘴巴,没有往下说话。
“很难说,那个社会,冤案太多了,兵、匪、旱、涝,蝗,谁能安安生生地过上日子,既然人家要来报仇,无论是不是咱张同汉做的,咱都得担着,不能伤着了四邻八家,都是从难民堆里过来的,熬到了今天,一家老小可是不容易啊,可不能为了我,让别人一家妻离子散。”张同汉说完了话,复又意味深长地哀叹了一声。
大伯的祖辈也是河滩上的名门,骨子里也有一份侠义的情怀,面对张同汉的坦然,他的骨子里渐生了一份尊敬,一份佩服……
“大叔,那,我听说,你当年被工作队给逮住了,差点儿枪毙!后来怎么又给放了?”沉默了好长时间,大伯问起了另外一件事。
“唉,那是在‘大四清’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八成是被积极分子举报了,夜里,民兵就将我家包围了,绳捆索绑的将我送到了刘口区革委会,给我列了一系列罪大恶极的罪状,说我是土匪,杀人越货,绑架撕票,干尽了人间的坏事,随后,又将我拉到了大堤上,说是要立即枪毙。”
“后来呢?”大伯迫不及待地问。
“后来,后来就热闹了,这附近的庄子,十里八村的,有好几千人,都冲上了大堤,年轻人要和民兵们拼命。结果,民兵们的枪被一群轻壮汉子给缴了,审判的桌子被老百姓给砸了。革委会主任被一群老太太推搡得没有办法,像个过街的老鼠似的,堤上堤下的乱窜,要是当时地有窟窿,他非得钻进窟窿里不可。就这样,一场审判大会变成了一场闹剧,革委会主任知道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收场,便向上级打了个报告,又给我加了一条罪状,说我聚众闹事……”
“后来呢?”
“后来,后来,朱集市革委会来人了,经过了一番调查,最后给了一个结论,说我是义匪,给了我一个‘劫富济贫’的匾额,此后,也便没有然来找我的事了。”
“劫富济贫?”大伯的眼睛瞪得很大。
“唉,什么劫富济贫?东西庄上青黄不接,老百姓们饿得皮包骨头,连草根树皮都吃了,咱有上百条枪,怎么着也得给乡亲们弄口粮食?唉,从贾寨西北门到张彭庄,只要是贫农,都吃过我抢来的粮食,那不是没有办法啊,要是太平日子,谁还当土匪?”
“怪不得老百姓闹事,缴了民兵的枪?”大伯说。
“唉,这也是报应,当初,我如果不救他们,他们也就不会救我。不过,那个时候,过日子活命是真难,为了口粮食,为了活命,大伙儿才拉杆子当土匪,好在我没有伤过一个人,也不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着干,与那些地方青红帮、保安旅什么的也离得远远的,他们当时都在发展势力,由于我的队伍是赤贫,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我。不过,也不敢惹我,唉,脑袋都是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谁不怕吃饭的家伙哪一天没有了。想想当时的老黄河河滩上,从老虞城到刘口,光土匪力量就有数百股,杀人的,越货的,跟着国民党的,跟着青红帮的,跟着保安旅的……解放后,人民政府跟他们清账,光枪毙的头目就有好几百人,算算活着的,那些逃走的不算。唉,活到今天的,就我一人,唉,自作孽不可活啊!”张同汉不无感慨地说。
“大叔,你的土匪当到了这个份儿上,也算是值了!”大伯颇有几分赞美的口吻。
“什么叫值了?怎么说也是个土匪,说到底了,还是个土匪,当个安安生生的良民,该有多好啊!”张同汉老人微微一笑说。
“这个……”大伯语塞了。
“孩子,其实,有很多事情,唉,怎么说呢?人做事的时候,要坚守自己的本性,很难。那年月我只是为了活着啊,为了让更多的人活着,一直谨记着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人的心里得有一杆秤,你得掂量清楚。当年的我做了土匪,却依旧在本着良心做事,一些大户人家的小麦高粱在仓库里已经长毛了,乡亲们却还在挨饿,为什么不把那些粮食弄过来,让乡亲们吃上一口饱饭呢?但是,我一生之中,却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没有伤过一个人,所以,我不怕。人在做,天在看,凡事都有个报应,都有个了结,这事,不是不到,是时候未到啊。”张同汉老人说。
在说话的当儿,大伯向门外探了一下头,风已经停了,一只兔子撞在了网上,拉着网在地里跌跌撞撞地跑着,大伯赶忙站起身来,高喊着,“上兔子了,上兔子了……”
看着大伯远去的身影,张同汉重重地哀叹了一声……
编辑:王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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