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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任家委会主任,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化平凡为精彩。

妈妈到团里后,以正直、厚道,热心帮助每一个家庭中有困难而求助于她的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不久加入了共产党,她为能成为一名党员而激动不已,誓将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为党奋斗终身!紧接着妈妈被选为家委会支部委员,来年被大家推选为415团的家属委员会主任。

党的8届十中全会决定,从1963年2月起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各地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干部队伍分赴农村。415团调派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偏远的农村去搞社教,时间一年。分派家属委员会一个名额。

作为野战部队一员不易,而战略值班团的家属们更不易,家中顶梁柱的丈夫们根本顾不了家,每个家庭妈妈就是天,谁能舍弃几个孩子去边远农村一年?纵有崇高境界,也是家庭现状所不能承接的实际困难。

在那个极左、人性扭曲、不以人为本年代,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不讲困难,不讲理由,无条件执行命令。身为415团家属委员会主任的妈妈,只能克服万难,挺身而出,作为母亲,她辞去工作全职抚养我成长,连送我进幼儿园都舍不得,怕我受约束,怕老师照顾不周,此时对我尽有万般不舍,作为党员,为了信仰,为执行党的决议,她只能横下心,舍家弃我,将8、9岁的我寄养在张阿姨家,打起背包,毅然奔赴农村。

在偏远农村搞社教一年,每天爬山涉水,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宣讲党8届十中全会精神、政策,抓阶级斗争,参加助民劳动。

团里工作组只有妈妈一名女性,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偏远农村,白天如厕难,夜晚更难,黑灯瞎火无人相伴,生理期粗纸张都难买到,洗澡成奢望。一个女人在男人堆里生活异常艰难。

在生活窘迫,家家都不宽裕的年代,家委会主任没有工资,到农村社教没有分文补助,还要自掏腰包付派饭伙食费。直白讲:放弃家务,撂下自己的孩子,给代管阿姨相应的补偿费,拿着自己的钱,办着别人的事。不敢谈当今,就是在当时,妈妈也是“傻”到了极致!只有那个特殊的年代,才能造就妈妈这样的人!

社教运动结束后,妈妈风尘仆仆回到家里,无暇为自己洗尘,迎接她的是家中的尘土,发霉的被褥、衣物、长绿毛的鞋和脏兮兮的我。

妈妈作为一名极左年代的家委会主任,崇尚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不拿一分钱工资,遇事还要自掏腰包,且比拿工资的还要辛苦、操劳、繁忙。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永远都在忙,干部家属临时来队,她去看望,送去生活必需品;谁家生孩子,老人去世,她全程帮忙处理;干部家属有病住院,她把家里几个孩子全接到家里,照管衣食住行,团里许多孩子都曾在我家长期和短期居住过。

部队是一个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大家庭,团里100多名家属来自天南海北,祖国各地,语言、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家委会工作谈何容易,仅在语言沟通上都需耗时耗力,下功夫去学去记!妈妈用爱心全力以赴的投入,想办法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和一些特殊棘手问题。

部队执行支左任务中,一位广东籍的干部不幸牺牲,团里把家属来队的抚慰工作交给了妈妈,妈妈为她做好饭菜,饭后与团里一名干事一同谈他丈夫牺牲经过和善后安排,她面无表情,再叙述一遍,她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妈妈意识到,给她做饭、吃饭过程中简短对话,只是按日常生活步骤行为顺势应答,她并没有听懂妈妈说话,妈妈立即一路小跑,到距离我们有几百米坡上连职干部宿舍,找来一名广东籍的家属,请她翻译,当她听“瓜”,那悲痛欲绝的哭声让人潸然泪下,妈妈只能紧紧的握着她的手,默默的替她擦拭着泪水,用肢体语言无声的给与同情和安慰。

妈妈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善待有缘与她相识的每一个人。我们邻居富政委,他爱人在衡阳上班,妈妈每天为他烧好开水,每逢他的爱人领着孩子们来休假时,妈妈又做好可口的饭菜热情接待她们。

她每天工作日程满而饱和。家委会100多号人的日常事务和特殊临时任务,每周固定两天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要搞生产,家委会分了几个生产小组,自己开荒种地,本应是男人们干的体力活,全由娘子军们承担,妈妈总是身先士卒,抢着干最脏、最重的活。

她们姐妹们挖地、挑粪、栽苗、撒种,浇水干得有模有样。汗水伴着欢笑,在苦中作乐,最开心的是家家拿着小筐小盆去领取劳动果实,丰收的喜悦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在415团无论军官,还是家属大家都亲切的称呼妈妈为邹大姐。她有威信,对待每一个家属和干部都是周到热心,谁家有事,家里闹矛盾,都来找妈妈,她帮助解决问题,也愿意倾听各自委屈和心声,是大家的贴心人和值得信任的知心姐姐。

一天,营职干部宿舍两家人闹矛盾,吵得不可开交,妈妈去劝了很长时间,她们仍各自怒火万丈,一贯待人和蔼,柔声细语的妈妈一下子火了,她大声斥责道:你们有多大的仇恨,要这样不管不顾往天亮的吵,影响左邻右舍休息,明天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你们嫌吵得不过瘾,明天就像造反派一样,架起机关枪!

妈妈的话把她们镇住了,她们停止了吵闹,第二天,妈妈把她们叫到一块,让她们相互道歉,和好如初。

家委会的工作零碎繁杂让妈妈应接不暇,还要以极大的热忱,做着许多本不属于她们份内,无报酬、纯奉献的公差、公务。

文化大革命,从1967年起毛主席分几次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师里为接受毛主席检阅,准备进京献忠心礼物,抽调数名家属手工刺绣毛主席巨幅像,妈妈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人选,她二话不说,扔下我,和几个阿姨奉命到师部,夜以继日,挥动着手中的银针,经过20多天的奋战,一针一线绣成与毛主席同等身高的巨幅画像,与第一批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团以上干部同往北京。

1968年秋,接到师里任务,第一幅巨幅画像受到

好评,为下一批接受检阅团以上干部,绣巨幅忠字图。妈妈又以身作则,扔下我,带着与她一样本是全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的阿姨,舍弃小家,无私奉献。

师里分管此项任务的干事,把偌大的一摊事交给妈妈负责,时间紧,任务重,妈妈除了要自己多干,还要计划安排所有人分三班倒,保证刺绣品台面24小时不停工,经过40多个日日夜夜通宵达旦的辛勤劳作,终于完成一幅忠字巨作,在她们圆满完成任务,大功告成之时,她们所有参与者,在凝集着她们心血的作品前合影留念,这张见证着历史和人物的珍贵照片我们一直珍藏。

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接近尾声,随之而来是组成学习毛泽东思想长征队,步行到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参观学习。139师也紧跟形势,组成师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妈妈作为415团家属委员会主任,再一次毅然决然扔下我,打起背包随队踏上去韶山之路。

长期的操心,奔波劳累,妈妈的身体虚弱,抵抗力下降,背着行李、生活必需品负重行走,每天40-50里路,途中过度劳累,出汗受凉,妈妈高烧40度,大家把她拖到生活车上。高热烧的她口干舌燥,见车上有水罗卜,在她急切拿起一个萝卜,想到这是大家的菜,又不舍的放回原处。

听到妈妈对水萝卜的描述,我愤怒,想到高烧中的妈妈和几分钱一斤的萝卜,对妈妈的恨、疼、爱交织在一起,无语,感叹世间真有妈妈这样的“革命傻子!”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学校停课大串联阶段,415团在黔江执行任务,哥哥从长沙回到家,年迈的爷爷也赶时髦,手里握着我们给他寄钱写信的地址,一个人居然从东北到湖南,找到了驻扎在穷山僻壤,远离城市的偏远山沟军营。

妈妈自带着哥哥离开爷爷家,已经快20年未见爷爷,与他的联系就是每月寄20元的生活费。见老人脏兮兮的狼狈样,妈妈忙烧水,哥哥给他洗澡,妈妈为他烫洗衣服,安排吃住,没有一句抱怨,一个嫌弃的眼神。

常听妈妈聊家常,爷爷对待妈妈、哥哥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按照我心直口快的个性,真想与爷爷理论一下,替妈妈讨个公道。

看到妈妈和哥哥的宽容大度,让我自愧不如,无法开口,但我始终心存强烈的好奇,想知道爷爷的内心世界,对他以前虐待妈妈和哥哥有没有醒悟和悔过?对妈妈付出的辛苦、所受的一切委屈给一个道歉,渴望和幻想着能听到他对妈妈说声对不起!

爸爸的薪金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起,每月给爷爷寄20元钱生活费。按当时的生活标准,部队战士每月的津贴6元,伙食标准每月9元。我们一家四口,爷爷的生活费已占爸爸收入的5分之一,足够一个身在农村,没有多大花销老人生活的很好了。

我猜想他定是按照对待妈妈的模式对待她人,矛盾、隔阂在所难免,在情理之中。自己感觉不爽,才步履蹒跚,长途跋涉来到湖南,否则他过去怎样对待妈妈,自己心里应该有数,按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再愚钝,也不好意思来到妈妈门下。

还是爷爷了解妈妈,知道他的儿媳有着一颗任凭摧残,不改初心的菩萨心肠,所有他才没有顾虑,千里迢迢来到湖南,看着妈妈默默为爷爷忙前忙后,我曾有过愧疚,妈妈善待老人的态度,让我懂得了宽容是稀释剂,能冲淡以往的伤痛与不快。

妈妈的善良教育感动着我,让我看到了在包容谅解的背后蕴含的是满满的爱心,人心如路,她无疑站到了包容他人,专注于自身责任的无私境界,展现的是温文尔雅的风度和博大的胸怀!

从1964年到1968年,妈妈带领着她的团队,团结一致,互帮互助,做好家务,带好孩子,扫清一切家里后顾之忧,全力以赴的支持身为野战军作战部队一员的丈夫。参加社教、文化革命运动、学习、开会、自己搞生产,开荒、种菜、各项重、轻体力劳动,她们要撑起自己家里的整个天和集体的一片天。

妈妈的敢为人先、与人为善、无私奉献、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傻子精神,得到了师、团干部和家属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1968年广州军区召开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由基层推选积极分子,在全区官兵名额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妈妈作为全师唯一的女性、优秀家委会主任,出席了广州军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获得另全师官兵、家属瞩目的最高荣誉!

在人人争先进比贡献的极左年代,一个先进代表的名额是何等的珍贵和来自不易,对于一个家属来讲,她要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才能得到与千百官兵同争共享的殊荣!

与妈妈相依为命的我,深知这份荣誉分量有多重!亲眼目睹了她忘我的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份荣誉对于妈妈既非常珍贵也当之无愧!

让女儿欣慰的是,这来自不易的殊荣是对妈妈多年的善良、谦让、包容、只讲付出,不求回报优秀品质和实际行动给与的褒奖和认可。

当时出席广州会议部分代表的合影留念我们一直珍藏着,尽管这张照片上的叔叔阿姨我不知他们的姓名,但他们是特殊年代的荣誉的获得者,每人都有着一段的艰辛的付出和辉煌成绩,是曾经拥有过殊荣的共同见证者。

妈妈勤奋好学,对时间、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忆力超好,也是我了解节气,时辰,历史事件的老师。住家里,不管谁模糊了历史事件的时间,朝代皇帝排序,都在妈妈这寻答案。我曾为妈妈惋惜,和爸爸妈妈开玩笑讲,若是妈妈有与爸爸同等学习打拼机会,妈妈一定比爸爸强。

可惜妈妈她一生太辛苦太忙碌,没有时间和机会系统读书学习。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一辈子只有唯一一次的闲暇,是爸爸1974年在国防大学学习,因学员都是师以上干部,学校决定在临毕业前,让学员家属来京,休息日组织一些参观活动。

妈妈在北京住了半个月。爸爸上课,妈妈在招待所看书,她利用这难得的时间,看完了《红楼梦》《李自成》,妈妈高兴的对我说:有整块的时间看书真好!

她一辈子都在忙碌中,上班忙,家务忙,但她总是在百忙中关心着国家大事、积累着各种知识。自从爸爸的战友黄松茂从广东给她买部半导体收音机后,妈妈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厨房窗台上,边做饭边听着新闻、评书、历史故事。

1968年的秋天,爸爸调到军里财务处任处长。军部正好在这个时间由衡阳黄茶岭搬迁至长沙。我们家从415团直接到黄茶岭,与军部的干部家属一起坐汽车搬至长沙旧省委。

爸爸一到军里就被增选任后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他除了忙军财务处的工作,还要管理机关党务、政务、家属孩子事物性工作。他热忱为大家办事,从机关学习、家属小孩营区教育,到刷洗厕所搞环境卫生亲力亲为。

1969年的冬天哥哥从东北下乡回长沙,在办理参军手续时,我们野战军一员的家庭第一次凑到一起,合照了第一张全家像。

在全家人短暂的相聚后,哥哥参军分在140师。妈妈到长沙后,在像章厂上班。

我们在筒子楼住了一年,1969年冬天,我们由长沙旧省委搬至政干校。我们住在靠东头,即是开放又相对独立的二楼上。不像在旧省委筒子楼那么热闹,各家相对都是独立的。以往爸爸常年不在家,对于我和妈妈来讲也是家常便饭,但在这,只要爸爸不在,家里就冷清了许多。

广州军区话剧团来军里演出几场话剧《傲雪红梅》,我和妈妈头天一同观看,第二天我和同学又去看了第两场,到了第三天晚上,妈妈突然问我,“你今晚还去吗,不然我和你一块去,我一人在家,总感觉没着没落”。

从这一刻起,我突然意识到,坚强的妈妈有她软弱和害怕孤独的一面,长期以来我和妈妈是相依为命,我们彼此相伴,谁也离不开谁!

1970年2月,因部队准备调防,139师白师长来军里要爸爸回139师出任师后勤部长。

从1968年底到70初,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搬了3次家,但妈妈还是很高兴,这里有她熟悉的姐妹。

一到任,爸爸就全身心的投入到千军万马的调防工作之中,从人员到物资、车辆军马、事无巨细布置指挥师后勤部的大迁移。

爸爸随部队出发,可悲的是我和妈妈不知道爸爸去哪了?爸爸用军纪和党籍保守着秘密,不向家人透露一点他们的去向。后来我得知,当时全师官兵(除主管领导)亦是登车不知目的地在何方。野战军的官兵严格遵守着国家、军队的纪律,军人的天职同样是部队家属和子女的遵循。

姥爷从黑龙江千里迢迢来看我们,而在昆明的邹旭东大哥得知我们家从长沙搬至耒阳,且不知部队又要调防将去何方,夫妇俩请假抱着儿子邹歆,带着岳母赶到耒阳看望妈妈。邹家的四代人在我们家的后院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合影留念。

姥爷抱着他的重长孙,右边是妈妈,身后站着的是长孙和长孙媳。

姥爷的到来,让我和妈妈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祖孙三代在一起共同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姥爷虽然已是70多岁的人了,在家里仍是我和妈妈的主心骨和精神依靠,年事已高的姥爷,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毅然充当了一个强壮的男劳力,他智慧、能干,筹划着将家里的物品装箱打包。

因不知我们将去何处,也不知家里的东西搬运需要什么交通工具,留守干部要求:家家户户需搓大量草绳,用绳子将整个木箱环绕缠满。

每天晚饭后家家用稻草搓草绳,姥爷搓的草绳可漂亮了,好多家属孩子前来取经和观看。搬家的体力活,家里有半大小子就气派多了,为家里解决了大问题。我们家只有70多岁的姥爷、妈妈和我,我们三代人一起打包装箱,把一个家硬塞进几只箱子里。完成了两年之内的第四次搬家的准备,与以往不同的是不知家将安在何方?

在离开耒阳前,妈妈和吴雅琴阿姨在我们139师部大院合影留念。妈妈一辈子克己、勤俭,朴素,但粗衣便衫依然档不住她的端庄、美丽,阿姨们私下都与我讲,妈妈长的象宋庆龄。

在1970年的6月,姥爷、妈妈和我,把载着我们家当的几只木箱搬上卡车后,登上了火车。我们每人分配了一个座位,给姥爷一个卧铺铺位,但姥爷坚决不去睡,要与我和妈妈一起坐硬座。

火车开了,而我们却是一片茫然,不知将去何处?唯一得到的安慰是去找爸爸。列车向东开,山清水秀的景色离我们越来越远,路旁有山没树,有桥没水,越走越荒凉,而妈妈心情还好,感觉越走离家乡越近了。

我们所乘加开军列,要给正常行驶的列车让道,在列车上晃荡了三天后,列车停了,带队干部通知我们下车,我和姥爷、妈妈一看站牌是渭南。才知道我们来到了大西北!

后勤部的家属被安排到渭南桥头的航运大楼。我们住在二楼的筒子楼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爸爸的临时办公地点在三楼,让长期见不到爸爸的我感到温暖和踏实。

当我喝陕西的第一口水,竟忍不住喷出来,又涩又苦,一连几天,耐着口渴不喝水,在南方长大的我,适应不了干燥气候,每天流鼻血,直到几个月后才逐渐好转。

我们在航运大楼住的时间很短暂,但我感觉很温暖,因为爸爸的办公地点离我和妈妈很近,尽管他整天忙于下部队,从未按时下过班,我和妈妈常等他吃饭到天黑,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但心里踏实,不管爸爸多晚回来,知道他与我们在同一个地域,不像从前,遥不可及。

左孙淑芳、中妈妈、右陈阿姨在后勤小院

在后勤部独立小院,我们的一言一行自然引人注目,妈妈永葆着善良谦和,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待人热情大方,无论官兵家属谁有事,她都尽己所能,给干部、战士、家属留下深刻印象,赢得大家的好评。

而我帮助妈妈分担家务,在院子后面空地上做蜂窝煤,在官兵看来,和我年纪和性别不符,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后勤部却引起不小的反响,多少年后,还时常能听见赞扬声。

其实旁观者有所不知,爸爸是标准的职业军人,在他的生命、工作轨迹中,心无旁骛,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狂,没有心思考虑家人的感受,顾及家里的大事小情。

我幼时患疟疾连续几年高烧,是妈妈背着我去卫生营,爸爸从不知晓;我患肾病,腹痛满地打滚,肉眼血尿,焦急的妈妈,没有丈夫的肩膀依靠,只能背着我坐几个小时公共汽车从农村辗转到衡阳市169医院,拖着疲惫的身体独自一人去办理各种化验、检查、住院手续。

在我和妈妈生活的字典里,爸爸“姓公”他的行为准则,永远把工作放到第一位,我们从不敢奢望家里有什么事,能撼动爸爸。

人常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懂事早,见爸爸妈妈如此辛苦,知道心疼妈妈,学着与妈妈共同分担家务。在长沙,我就自己挑煤上楼,做蜂窝煤,把家里的采买,做饭,清洗等家务做得有模有样了。到陕西渭南后,毕竟我又长大了2岁,做蜂窝煤、干家务更是得心应手,轻车熟路。所以,后勤部的官兵、家属看到的仅是一个缩影而已。

1970年底,爸爸随部队野营拉练去延安。我也参加育红学校高中部拉练。我们每天步行几十里,晚上住在老乡家或学校。吃饭是自行解决。大家自带干粮。多数同学带的馍馍和发面饼。妈妈手巧,用鸡蛋,油、白糖烙的酥饼,酥脆松软,一到吃饭时间,大家都抢着品尝妈妈给我带的饼,赞不绝口。

同学们在辛苦奔波劳累中,相互帮助,短短几天相互熟悉、亲近程度胜于在校数月。拉练至高陵县,正准备宿营,139师派一名干事带车找到宿营地,接师部女孩回营房办理参军手续,出乎意料的消息让我们很激动,含泪告别。

回到家里,我才知道,妈妈并不同意我去当兵,师里去接兵的干部,考虑到我的感受,将我一起接回。就本心,我不是特别想当兵,我舍不得离开妈妈,妈妈更舍不得我,我们是互相依赖的伴,但同学都参军了,感觉孤单。邻居胡叔叔了解我的想法后,主动给在延安拉练途中的爸爸打电话,说明事由。

爸爸考虑再三,让胡副政委做妈妈的工作,让我参军。胡副政委来家里与妈妈谈,不管他讲什么理由,妈妈和颜悦色的听,但态度非常坚决明确,“我的女儿我做主,他爸爸说了不算!”

时间紧迫,胡叔叔知做通妈妈工作无望,干脆避开妈妈,到军务处补办了手续,当胡叔叔再次来家里,安排我查体、办理填表等事宜时,妈妈只是用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祈求的看着我,明智的妈妈不想违背我个人意愿,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自己能放弃。

看着妈妈,刚满14岁的我,矛盾万分,面对着人生的重要抉择,在极其矛盾的心情下办理了入伍手续。

1971.1.16日,我和吴政军,周晓,张承伟、姜玉珍等一起到集中地点,妈妈显现出极大的克制和坚强,我们乘坐的车开出很远了,依然见到妈妈矗立在路边朝我们远去的方向眺望,我能感受到与我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妈妈此时有多失落和伤感!

一辈子善良、温和、谦让的妈妈,这一次真的是发火了,在我面前她极力掩饰着对爸爸的强烈不满,怕我为难伤心。我参军走后,不管谁来看她,她都愤怒地控诉爸爸,“家里孩子不多,就一儿一女,儿子当兵了,女儿才刚满14岁,就狠心让她到部队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妈妈毫不客气地讲,等老头子拉练回来一定要与他算账!

爸爸妈妈一辈子没有吵过架,红过脸,但这次妈妈真的是伤心,愤怒了。当爸爸拉练回来到渭南,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胡叔叔他们一直等在院子里,陪着爸爸一同进家,他们预计会有一场暴风骤雨,怕妈妈控制不了情绪与爸爸吵架,做好了劝架准备。

其实他们那里知道,几十年的夫妻,凭着爸爸的涵养,妈妈再生气,说出不中听的话,爸爸妈妈也不会吵架的,吵架是两个人的事,一方不吭声,架哪能炒得起来?但妈妈确确实实对爸爸的决定,表现出强烈不满,且一直耿耿于怀。

我到了华县139师医院的新兵连,常有叔叔阿姨带来妈妈的消息,说妈妈非常想我,常流泪,对看望她的人讲,“家里静的快让人窒息,除了一只滴滴答答小闹钟,再没有别的声音。”

在女儿心中、眼里,妈妈是一个极其坚强的女性,她很少在我面前流泪,妈妈的感受和泪水让我非常伤心,也让我更加想念妈妈,我们母女情深似海,相互依恋,吃饭是伴,干活是伴,晚上是相互壮胆的伴,彼此都是对方的精神支柱,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妈妈是有思想准备的,女儿总是要离开妈妈远行,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坚强的妈妈只能坦然的接受了现实,自己默默地承受着孤独。

1971年的2月,爸爸被调兰州军区后勤部,爸爸去兰州报到后,妈妈一是想念我亲爱的姥爷和她的亲人,二是逃避家里冷清孤独的气氛,她一个人回黑龙江老家省亲,姥爷和亲人们的亲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妈妈的抑郁。

1971年的初夏,爸爸妈妈又把家搬到了兰州,这是两年内的第五次搬迁。在东教场的西北角的两排平房内,为调至军区后勤部的我们家,军械部副部长徐维贞,营房部副部长王勤,运输部副部长宋国辉叔叔等几家安排了简易的住房。

爸爸一到直供部,依然保持着他在野战军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与干部战士打成一片的作风,带上几个助理员,坐着没有空调又小又破的小嘎斯69车,多少次遇险,多少次被困在路上,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从高原到深山把60多个单位都跑遍了,一些偏僻的兵站、哨所、那里的干部战士说,爸爸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官,爸爸确确实实的给基层解决了许许多多长期没能解决的问题,他一头扎到了基层,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受到领导和基层官兵的一致好评。

爸爸一心只为工作,没有闲暇考虑和照顾妈妈,这次是在我参军后,第一次搬家到陌生环境,一年多妈妈一个人独守空房,白天挤汽车去印刷厂上班,晚上一个人孤孤伶伶,慢慢地熟悉大机关的外环境,与同事邻居家,夫妻晚饭后同出入,邻里间孩子们相互打闹,嬉笑,热热闹闹形成明显反差。

1971年12月底,我们医院派我到兰州总医院送一个鼻咽癌的患者,第一次独立完成任务,办理完毕入院手续,我如负重任。冬天天黑得早,我在夜色中边问边打听找到去东教场的汽车。

好不容易找到家,我突然站在妈妈面前,她高兴极了!妈妈抚摸着我的小脸,热泪盈眶。

妈妈在偌大的军区大院角落清贫简易的平房里形影孤单,说爸爸又下部队了,一个“又”字,道出了妈妈这一年的孤独冷清。

当兵后,只是听叔叔阿姨们讲妈妈想念我的情景,妈妈的牵挂永远是我心所向,这晚亲眼目睹,心里不免感到凄楚,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回富平部队的征程,心情非常沉重,对妈妈的思念和惦记愈加强烈,家这种世间最美好温馨的感觉和妈妈的爱是我的生命旅程永远的归属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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