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囚笼中的他，囚笼里的国王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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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我离开了《北大商业评论》，一路提携我的领导胡泳几乎同时离开。我去了另一家刊物，胡泳则到了北大做教职。在我们分开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再做商业评论了？”而这个问题与答案事实上就像一道推不开的半掩的门，一直横亘在我这几年的心路上。我感觉我看到了，却始终无法接近。
我对商业和管理的热情完全来自于胡泳，他可以放任我去想象和写作，也在编辑部里给了我最大的腾挪空间。我以为我会跟着他和这本刊物一直走下去，直到分开的时候，我的大脑还是蒙着的，这一蒙就是几年。
胡泳的博士读的是政治学，博士论文也是用政治学的视角解读互联网舆论场（《众声喧哗》），显然商业研究并非他的学术诉求。但他的确曾经对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包括到瑞士修MBA，创办《环球管理》，在央视2套做了几档颇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我很幸运，或者说也很不幸，在我遇到的胡泳的时候，应该是他对商业的热情消失殆尽的时候，《北大商业评论》也成了他媒体生涯的最后一站。想起来，我问他的那个问题也算合时宜。
胡泳给我的回答是，“我曾经以为中国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其实，我很早就理解这句话了，但是一直不愿意面对。有时，我也会安慰自己，把“管理”作为言说的媒介不是也挺好吗？起码足够安全。这几年，我和胡泳一起写对商业的观察与评论，但我能感觉他早就对一些领域和话题伤心了。所以，我们写的大多数管理类文章都会用跨学科的视角，引入大量哲学和社会学的内容进行旁敲侧击。
另一点很幸运的是，我们在研究张瑞敏和海尔的时候，发现这同样是一个超越了商业语境的人物和企业样本，这也是我们在写《知识论导言》时可以用哈耶克作为底色的原因。
天时、地利与人合，似乎我还可以将自己包裹下去，直到我认真读完了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那种力透纸背的责任感和宽容之心，让我自惭形秽，也瞬间理解了胡泳这几年对我说过的很多话。
只是我对“专业化”过于追求，也可以说我用专业化去做衡量万物的尺度。殊不知，我已经失去了当初入行时的好奇心和雄心。学术上的偏安一隅其实是心灵懦弱的表征，但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我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都是中规中矩的精英教育，不管是“仕”也好，“商”也罢，前提都是“学而优”。但我从自己以及更多的他人身上看到的恰恰是熊培云笔下的“迷惘”。
这种心灵困境如我，表现在表达的安全和隐晦，有时甚至不去表达。更糟糕的情况是，会去嘲讽那些勇于表达的人。比如对许知远的持续消费和揶揄。
对于马东和许知远的对话，我认为大多数人的解读都出现了“暴力”的症状。仔细分析，两个人并不冲突。马东是在言说“因”，一朵文化断裂下的奇异之花。许知远是在表达“果”，一种站在技术决定论视角上的担忧。本来是一条逻辑线上的两端，在电视场上的效果一定不会好。但这没关系，它依然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并不在于马东的机敏和许知远的真性情，而是“对话”本身。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和别人进行“对话”了？哪怕是基于学术、亲情、友情之上的任何严肃讨论。
取代“对话”的往往是有关创业和商业潮流的大型“真人秀”，演员和观众之间泾渭分明，“娱乐”才是一切诉求。
当然，马东和许知远的对话并非纯粹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更无法跟上世纪70年代成名已久的福柯与初出茅庐的乔姆斯基之间的世纪对话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向上的力量——精英主义的绝对反击。
我昨天写下过，“精英主义是社会崩溃前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的社会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精英太少，哪怕向往精英主义都会被娱乐化，成为伪大众文化的攻击对象。”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就会知道，纳粹上台对犹太知识精英的戕害恰恰是另一种精英文化的退守，用德鲁克的话来说，是信仰出现了危机导致欧洲的灾难。
精英文化往往和大众文化并生，可我们真的有大众文化吗？可能真有沾边的倒是周星驰代表的香港后现代。如果真的有从大众反抗主流文化而来的文化的话，我想其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吧？
我们只有一种文化，主流文化。
正是这样，本来代表商业精英的中国企业家们也开始了对自己身份的种种怀疑和焦虑。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强东的“中国只需要一个公司”的言论。他在阐述大数据的时候，将其作为通向乌托邦之路的必经，在他的构想里，公司就是国家的，分配是按需的。
说实话，这番话真不像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创始人说出来的，更像是列宁格言的现代版，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
这种抹杀自己身份的做法，让人匪夷所思。张维迎在在论述“企业家的观念”时说，企业家的平等观不是结果均等，而是机会均等，“在企业家看来，自由和平等是同一硬币的正反面。”自由是几乎均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政府统制的地方，在一个不分胜负、利益均沾的地方，企业家根本不会出现。”
如果真的没有了企业家，我们还会有创新吗？毕竟熊彼特很早就说过，创新只有进入经济活动才能成立，否则只是发明。我们需要的是阿克莱特。
但凡，我们的社会还有称之为“经济”的活动，就一定会有企业家。没有人会说李嘉图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是错的，但更不会否认被传统经济学拒之门外的企业家就是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张维迎将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
但显然，“国王”刘强东正在毁灭一份历史担当。
可谁又能说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呢？精英主义的倒退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一方面沉醉在专业知识的保护中寻求可怜的安全感，一方面在鄙视向上挣脱的力量。我们忽略了自己是“知识人”的这一根本身份，我们在该鼓掌的时候选择了嘲讽，在该批判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我们是自己的国王，被心灵困顿依旧的无力的国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管理学人
OK，关于囚笼中的他和囚笼里的国王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