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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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东南沿海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割据势力的存在使得海防建设不能统一规划。连年的战争使得海防废弛,朱元璋完成对割据势力的统一后,面对的是严重的海防问题。

一方面是明朝建国伊始,“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另一方面是方国珍、张士诚的散兵逃亡海外,“诸贼豪强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这两股势力给明初的海防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一、沿海的隐患

1、倭寇对海疆的侵扰

倭寇问题早在元代就已显现。至正十八年(1358年)起,中国沿海地区郡县就经常遭到倭寇的劫掠。日本学者田中健夫在《倭寇——海上历史》一书中称:“《元史》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条记载,倭人寇蓬州(属山东),守将刘暹击破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滨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

元末明初,正值日本南、北朝割据时期,日本国内征战不断。倭寇是由在政坛上不得意的政客以及处在困境的武士、浪人和商人组成,霸凌海上,更有勾结中国亡命、无赖之徒登岸劫掠等行为。朱元璋建国后,倭寇扰乱滨海郡县之事频增,倭寇对福建的袭扰也多有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这次对于倭寇劫掠的记载也是有明一代倭寇扰边的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一月,倭寇便侵入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倭寇袭扰东南各岛屿,“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劫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广东沿海地区海岸线漫长,同时拥有众多的岛屿和港湾,因此广东也成为倭寇袭扰的地区之一。

据顺治《潮州府志》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惠、潮诸州,始天下初定,海内乂安,倭夷窃发,滨海骚动。”洪武四年(1371年),“倭夷寇胶州,劫掠沿海人民。”依据赵秩峰教授的《重谈洪武时期的倭寇》一文的数据统计:洪武年间,倭寇侵扰包含辽东到广东等地沿海地区合计共45次。

另据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一书记载,洪武时期,倭寇对辽东侵扰1次,对山东半岛侵扰9次,对南直隶侵扰7次,对浙江的侵扰达到16次之多,对福建侵扰4次,对广东沿海侵扰7次。两者比较,洪武时期倭寇侵扰沿海地区的次数几乎相同,可见洪武时期的倭寇问题比元代更加严重。

由于洪武朝执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洪武晚期,朝廷经济状况得到了恢复有助于加强海防建设。永乐年间,倭寇对沿海地区的威胁有所减弱,但总体而言,海防形势依然严峻。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倭寇入侵沙门岛。

永乐六年(1408年),倭寇击破宁海卫,杀掠甚重。随着永乐帝对鞑靼作战,倭寇对沿海地区的袭扰更加频繁。永乐十一年(1413年),倭寇“尽焚登州战舰以归”。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靖海卫所辖的杨村岛停泊的倭船一次就达到32艘。由于洪武、永乐两个时期的海防建设以及刘江在望海埚战役取得胜利后,倭患扰边的情况有所减缓。

2.海盗对沿海的劫掠

明初,除去倭寇对沿海地区的袭扰,另一个主要威胁是海盗对沿海地区的劫掠。早在元代,“元军入闽后,海盗常在东南沿海为患。”海盗的主要来源是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失败的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所属军队的散兵。这些余部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且等待时机,准备卷土重来。

在吴元年四月,“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朱元璋极为震怒,下诏徐达亲往镇压,于是钱鹤皋结识并拉拢张士诚故元帅府副使韩复春、施仁济等人,并且增兵达到三万人,攻打府城,开库庾,抢劫财物。洪武六年(1373年),张汝厚、林福等人在海上反抗明朝,但最终失败,“汝厚溺死,获其舟十二艘,苏木七万斤。”

这支军队的余部并未因此解散,而是在环海千里的广阔海域上,“交舶万艘,常侯风潮,毒机矢以待。”张、方余部的势力还联合海外势力进行反明行动,“东借日本诸岛悍夷为爪牙,而西南接交趾、占城、阇婆、暹罗为逋数……而又内接山寇,以为腹心之患。”这些势力在东南海上建立了许多据点,在广阔的海域里神出鬼没,巧妙地与明军周旋,并且内外结合,使明王朝百法难防,不胜剿,引发了安全危机。

二、海禁政策的实施

明初,政府对沿海地区厉行海禁,洪武年间曾三令五申海禁政策,最终下诏“片板不许出海”。虽然朱元璋屡次颁布海禁诏书,但沿海地区经常有逾越海禁政策与进行通商的事件。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正月,“温州永嘉县民,因暹罗入贡,买其使臣沉香等物。时方严交通外夷之禁,里人许之,按察司论当弃市。

上曰: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经过与之贸易此常情,非交通外夷可比也,释之。”虽然朱元璋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待此次贸易事件,但是并没有改变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的决心。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月下诏,再一次“申禁海外互市”。

朱元璋发现禁令难以完全禁绝沿海地区人民出海贸易,为了减少纰漏,甚至连两广地区自产的香木也不准到其它地区贩卖。永乐时期,朱棣出于遵祖制的原因,朝廷继续推行海禁政策。主要限制的对象仍然是沿海巨贾以及出海谋生的沿海居民,并且对出海船只做出了限制,以此杜绝沿海商民出海贸易。

三、海禁政策的演变

有明一代,虽然偶有开禁政策,但历朝的主要海疆政策都是遵从祖制的海禁政策。建国之初,朱元璋诏谕四海,表达了与各国在“朝贡体系”下恢复贸易的愿望。此时并没有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初建的明王朝存在着海外势力威胁,这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海禁政策由此而产生。朱元璋曾表达过“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

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后,依然严格忠实地推行海禁政策,其严厉程度甚至超过洪武时期。《广东通志前事略》载,建文三年十一月,建文帝颁诏:“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贡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洪武年间,仅禁民间用番货番香,此时,官员也在被禁之列了。

朱棣通过“靖难”登极,但因皇位“来历不明”,为了恪守祖训,永乐前期海疆政策还是延续洪武时期的海禁政策。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下令“禁民下海”,并“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朱棣即位之初的海禁政策比洪武时期更加严厉,甚至将海船全部改成了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

虽然朱棣不停地阐述要“遵祖制”,严格执行海禁政策限制民众出海,但是另一方面,永乐初期,官方的海禁政策稍有松弛,具体表现在市舶司的恢复。同时,朱棣也积极地恢复“朝贡贸易”和加强与海外藩属国的交流。

四、总结

朱元璋建国之初,明廷面对的局面是国内割据势力对明王朝的军事威胁以及沿海地区的不稳定形势。虽然元顺帝从大都退到上都,但仍然保存着完整的政府机构和具有不俗战斗能力的军事力量,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都存在着割据势力。

尽管沿海地区都归于明朝的版图之下,但由于方国珍、张士诚在沿海地区经营多年,溃败的散兵逃到沿海岛屿上,勾结倭寇伺机登岸劫掠,给沿海地区带来了严重危害。除了国内严峻的安全形势,明太祖朱元璋急需恢复与海外国家的藩属关系,一方面通过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另一方面通过朝贡体系的建设与海外国家保持联系,彰显大国威严,确立“华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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