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历历在目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在卡点值守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时间到了二月下旬。二十天前的肃杀，满眼的灰蒙蒙，到处的空荡荡，都还历历在目。那天通知上午开会，一大早先赶回县城的家。小区门口横着一张桌子，出入者都要登记，像我这种几天才出现一次的面孔，更要受到额外的盘问。
我不是外地回来的，我家就在这儿。一边解释一边掏出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让人家看，然后在本子上填自己的信息。放下笔之后感觉不对劲，这笔你拿过我拿，我拿过他拿，这不是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了吗？于是顺嘴就把这个疑惑说出来。站在一旁的小姑娘说，来，我给你消消毒。让我伸出手，拿喷壶朝手上喷了几下。
这个春天，让所有国人体验到一种少有的辛苦——在家宅着的是惶恐不安坐吃山空的辛苦，在卡点值守的是警觉尽职身心疲累的辛苦。都不容易。
戴着口罩开会也不容易，至少应该是十几年一遇吧，如果能下不为例当然谢天谢地。在口罩阻挡着的滞重呼吸中，包括我在内的九个人领到了前往铁西毛纺厂家属院卡点值守的任务。
这时的疫情形势已经稳定多了，市县连续几天没有发生新增，而县里唯一一例确诊患者刚刚痊愈出院。经过卡点人员之前一个月的辛苦付出，民众对卡点工作已经理解接受，这也让我们的压力减小许多。但是如今的交通这么发达，人员流动又这么频繁，备不住谁从哪儿噌一下蹦到你眼前，所以还是有那么一点心惊肉跳。
领到任务之后，我们九个人马上赶到卡点去熟悉情况。毛纺厂家属院位于老工业区的边缘地带，离开主路之后，一条道跑到头，往左一拐就是。出口北边一家钢构厂，南边临着个旧厂区，其他地段被庄稼地围着，基本算是荒郊野外了。
卡点值守，中间是我
这个大院建起来要有三十多年了，统共六排，好多都空着没人住。按他们此前的摸排统计，眼下住着七十一户，二百零几个人。住在这里的，一类是周边大小厂子里上班的人，一类是陪着孩子离开乡下到城里城外上学的人，绝大多数是租赁户。人员杂乱，就给管理增加了难度。就在我们接手前后，这里有两户人家刚好解除了十四天的隔离。
卡点设在家属院的东出口。说是出口，因为这里原本就没有大门，南边厂子的墙边放着一节集装箱，堵住一半出口，北边是先前的单位租用的一间简易房，两者中间横着一张桌子，再拿红布条子一扯，仅留下一米多宽的空档供人出入。简易房里原本只有一张床，我们去了之后又添了一张，床的外边是饮水、做饭的物什。
到这儿来可不是享受，就是凑凑乎乎的事吧。街道办派驻这个卡点的老岳这样说。老岳是邻村的老支书，因为街道办人手有限才抽调他过来帮忙，从设卡第一天就在。前后进行了几次排查和信息登记，都是他负责，所以这里的情况他了如指掌，院里的人认识他，他也把院里的人认了个七七八八。
老岳只在白天过来帮忙，晚上回家休息。我们一合计，九个人分三组，轮班值守，当天就开始。
卡点的工作主要是核查出入人员信息，最初管控严格的时候，只要没有登记在册的，即使是里边的住户也不能进入，对县外归来人员尤其敏感。据说那几天从湖北回来四个人，是南边两个村里的，他们在高速上就主动联系了医院，急救车直接送去隔离，虽说没有接触旁人，却也让稍有缓解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另外单位领导专门打电话说了件事，前几天某村一人潜入外村制造了一起惨烈命案，在眼下到处设卡的形势下，他是如何出村又是如何进村的？这件事暴露了有些卡点工作疏忽，所以，他说，咱们的工作一定要严格起来，确保万无一失。
登记信息看起来很轻松，但是脑子里绷紧了那根弦之后，就很难有轻松可言了。我坐在桌边，一听到有人进出，马上抖擞精神，查问来人几项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出去干啥、住几排几号、体温正常否。配发的体温枪就在手边，倒不是觉得拿它瞄人家的脑门或手腕多不雅观，只是因为，它压根儿就是个摆设。我们反复在自己身上试过，最高35度，最低能到29度，送到街道办去重新调试了一次，拿回来仍旧是个摆设，坐实了假冒伪劣。
按理说上述几项信息涉及个人私密，不该对我们这些陌生人轻易透露的，但眼下是非常时期，自然要用非常的手段，有些人的信息一天之内甚至要在登记簿上出现好几次。我一本正经地问，对方一本正经地答，然后才能得到进出的许可。在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之间，我可以得到一个短暂的放松机会。前几次值班，因为已经通知有序复工复产，家属院里上班的人由最初的十几个猛增到三十多，一天出来进去的分别要有五十多，最多一天出去七十多人次，所以想要放松基本不可能。
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出入接受查问，但偶尔也有外来人员想要蒙混过关。有天午前来了个年轻人，报了所有信息，就放行了。过了一会儿同事看到他登记的上班的厂子，感觉有点陌生，就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跳出来的结果把大家吓了一跳，竟然是在邻县境内。按照当时的规定，县外人员不准入内的。大家都意识到遇到问题了。老岳第一个站起来，说，不行，我去找他。他前脚刚出门，同事又有了新发现，他在仔细核对了厂名之后，确定了那家厂子原来是在南边不远的一个靠近国道的村子里。算是一场虚惊，不过老岳还是把那年轻人叫出来了，他说他是来看望妈妈，春节到现在还没见过一面。
有一对带着女儿的夫妻说要进去取东西，但他们近期没在这儿住，按规定这种情况也不能放行。自己家也不让回吗？他们一脸的委屈，我们只能回以无奈，给他们支招说，可以让邻居把东西送出来。于是他们联系了邻居，来拿了钥匙，把他们需要的东西送了出来。
车辆是只许出不许进的，但有一例例外。面包车载着一位气息微弱的老人，说是刚从县医院出院，需要送到家门口。不能不多问一句：什么病啊，不是发烧吧？司机位上的儿子小声说，肝癌。这要再不放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了。面包车进去了，不一会儿有个年轻人骑着电动车要进去，拦住一问，原来是老人的次子，要进去看望，可惜核查时没有登记信息，所以对不起，不能进。
还有些灌煤气罐的、送生活物资的，都被拦在门口，等里边的人出来取。
在来卡点值班之前，看到自家小区门口那些昼夜倒班的值守人员，只觉得他们为了大家的健康，牺牲自己的休息日和与家人团聚的时光，的确很辛苦。等到自己投身其中之后，才对这种辛苦有了更深的体会。
还是在封城封村之初，卡点刚刚设立，就不断有出入人员和卡点人员起争执的新闻跳到眼前，然后就是警方的处罚通报。自己家也不让回吗？他们也会这样质问卡点人员。如果没有疫情，也不会有两个月的空城闭户、繁华关张、有家难回的魔幻现实。在大灾大难的非正常时期，已经成为日常习惯的自由、尊严也不得不打折扣了。这时，要收起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的任性，谨慎地面对严峻的现实。尊严和自由这些自带光环的词语，有时重于健康、安全，但是在关乎群体安危的疫情面前，在与大义无关、只与生死攸关的时刻，健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也许尊严要受委屈，自由要受限制，但这种屈尊和约束只是一种必要的权宜之计，而并非是耻辱。
卡点出入的高峰时段是早晚上下班时间，进出的人像排着队一样连续不断。最早的有五六点就出发的，那会儿天才蒙蒙亮，有一次还停了电，到处黑灯瞎火的，同事从车上拿来小手电照着亮光进行登记。到七点左右时，上班的大队人马浩荡而来，幸亏前一天晚上做好了功课，把上班人员信息另外誊写到一张纸上，出去的只要报个名，这边打个勾，就可以过去了，才不至于挤成一团手忙脚乱。
后来另一组的同事做了个细活儿，给上班的人重新设计一个表格，同一排的放一块，住址、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固定信息打印上去，只需填写出入时间，一下子提高了登记效率。
随着疫情整体形势渐趋好转，卡点的管控也在不断变化，住户到门外不远处办小事的就不再登记，而从外乡镇回来的还要拿着健康证明到街道办去报备才放行。到了三月下旬时，街道办通知，住户出入就不再登记，只需要留心外来人员。
形势好转，危险远离，大家都高兴。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着实紧张了两周。三月一号时，街道派出所一个副所长来到卡点，让老岳看他手机上的一段监控视频，说是一个嫌疑犯，动作力度像个年轻人。老岳仔细看了几遍，说院里有个人的动作和他倒是有几分相像，不过已经六十多了。副所长说你再想想。中午时刑警队又去了三个人，查看出入登记，拍照，还拿走近几天的登记表去复印，似乎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几天之后去交接班，同事说，昨天刑警队终于在家属院抓到了一直在找的那个嫌疑犯。他是某厂的送货司机，二月底从上海途经黄石回来，在厂财务室里顺手拿走几万块钱。他一直躲藏在家属院内，几次避开信息排查，翻墙出入，从未登记过信息，难怪登记表上根本找不到他。这下好了，一来属于外来人员需要隔离，二来犯了盗窃罪要被拘押。但是因为疫情特殊时期，看守所那边考虑到第一层因素没敢接收，于是公安部门决定把他隔离在家属院他自己家中。这一来就有麻烦了，人要跑了算谁的责任呢？为这事单位专门召集卡点值守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和公安部门协商一致，指派专人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卡点只负责每天两次测量体温。
隔天上午九点多钟，正是我们那组的班。街道办送来个十七岁的小孩子，从苏州回来的寒假工，也要隔离到家属院里。他妈妈陪他运来必需品，把他安置在一个破落的小院里，街道办的人在门外贴上提示封条。下午他妈妈来给他送水和菜，问他害怕不，小孩用一种带点骄傲又无所谓的语气说，不怕，别人还怕我哩。
大门贴上提示封条
原因不言自明。果然到傍晚时，两个老人就找到卡点来，质问为啥要把两个人安置在这儿，而且偏巧一前一后把他家夹在中间，前排的小孩还打开后窗户，这要是传染了他们可咋办。我们就给他们解释，隔离并非就携带病毒，只是为了确保他们个人和大家的安全，既要重视，又不必过分紧张，保持安全距离，出门戴口罩做好防护，就没事。他们不依不饶，吵着闹着说还要向上反映，坚决要求把人转移走。最后答应让小孩关上窗户，好说歹说总算劝了回去。
他们到底害怕还是不害怕呢？要说不害怕，就不会这么惊惊咋咋的；要说害怕吧，出门还不戴口罩。真是让人无奈又无语。
那么我害怕不害怕呢？一天上午陪卫生院的人去量了一次体温，下午没来人，到七点多就独自去问了他们的体温，听到“二罪并罚”的那位在院子里轻微咳嗽着，心里不禁一揪揪。小孩报体温最高一次36度9，回去我就跟同事说，这个要关注着点，明天要是再高就得小心了。
疫情让人对一丝丝的风吹草动都不能不敏感，好在两人隔离期内体温始终正常。终于捱到解除隔离，一个由公安带走，另一个回家团聚，大家心头的大石这才落了地。
隔离的两个人不光是大家的压力，在遇到外来人员时，还可以作为劝他们打道回府最光明正大的理由。
——村里的卡点已经撤了，人家别的小区也都让进了，你们这儿咋还这么严啊？
——这里头隔离着两名外来人员，就是其他小区都撤了，这儿也不能撤。
——啊！……
不过也有又冲又楞的主儿。刚隔离没几天的一个下午，有个女人骑着电动车一声不吭直接往里闯。当时大家都在外边，看清她的时候都意识到这是个陌生人，喊她停下时已经冲进去十几米。让她出示证件，她站着不动，梗着脖子说别处都让进了，为啥这儿不让进。原来她是从城里过来找人的。看她没有一点规则意识，就让她马上出去，退到卡点外登记再说。她不仅不听，反倒吵得更激烈了，还带着点威胁的口气问：你们是哪儿的？这种蛮横态度实在让人愤怒，后来总算登记了信息。老岳说，这要放到刚设点时，马上就能让派出所过来跟她说事。值守一个月，这是唯一一例。
也是在这一天，几个从外乡镇、外村过来修房子、走亲戚的，拿出厂里或村里开的健康证，打电话问了街道办，都放行了。有三个人从新乡过来，也有卡片健康证，街道办说只要自驾过来的都放行，乘坐公交的还要隔离。
三月中下旬以后，境外回国的输入病例成了疫情传播的主要方式。县里专门出了公告，卡点接到通知，要逐户排查有无海外亲属。排查进行了三天，把意思跟住户一说，十户有八户都会带点自嘲的口气说：别说外国的亲戚，外省的亲戚都没有。
眼瞅着田野里的庄稼和树木吐出一团团水墨样的绿色氤氲，一个从不曾让人如此期盼的春天，终于依着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来临了。所有人的心情就像冲破阴霾的太阳一样明朗起来。春天到来了，一切都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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