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龙江县第一中学，以及龙江县第一中学是省重点吗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自从收到韦民骏老师的组稿信开始，龙江一中的校园、老师、同学，我在一中七年之久的学习生活，都一一浮现在眼前。
龙江一中即龙江县第一中学，令我魂牵梦绕的母校。
记忆的闸门一开，便奔涌出一条多彩的记忆的小河。每个记忆点都如一朵浪花，拍击着我的心田。以作文为业的我，此时却不知该写些什么。
写那绿树成荫的校园吧。记得一中的绿化是得到省里表彰的，按时下的说法该是花园式的单位。校门直通操场，是一条长长的绿树掩映的甬道。在操场的四周是树墙环绕。大概每个一中的毕业生，想到一中的夏天，都会想起那一片醉人的绿色的。
写排球吧。一中号称排球之校的，原来龙江被称为排球之乡，自然是源于一中的。巨龙女排在当年是叫得很响的。在那样一个县城中学，文革前就有一个室内排球场，尽管比较简陋，也是非常可观的，我有时在想，那个年代的巨龙女排现象，也许正是后来中国女排走向世界的必然。每到课间，满操场都是打排球的。你如在走路，不时会有球向你滚来，随即就会听到一声悠扬的“捎球”声。
写花房吧。在我上学时，好像每周都有一个劳动日。劳动日时，同学们都喜欢到花房去，帮助看花老人整理花盆呀，修枝浇水呀。尤其愿意请教老人各种花的知识，看花老人乐得不厌其烦地讲解。每当我忆起这一段生活，便仿佛闻到了花房那清新的气息。
写校园后侧那一大片菜地吧。每到夏季，那片菜地似乎有取之不竭的黄瓜、柿子、茄子……我记得学校卖过五分钱一斤的大西红柿。
写那些才华横溢的老师吧。的确，那个时候，一中的教师队伍应该称作一个丰富的人才库。在本职业务上，各学科都有教学的带头人，是那一分土地上的佼佼者。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后来成了大学的讲师、教授。可见，当时一中教师队伍的素质，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大学教师队伍的程度。我还记得文革开始前，老师们演的话剧《南方来信》，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中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充分展示。
写那些演出队、篮球队、乒乓球队，每年热闹的春秋两季的运动会……
记忆的河水滔滔不绝，激越的浪花多彩而耀眼。纵然我长出十只手，挥动十只笔也录不全，也记不完。
韦民骏老师信中说要编一本《毕业生的奋斗足迹》，作为校史的补充教材，要给后来者以启发。那么，我应该遵命，按照这种要求写才对。我只想对正在校学习和将要来校学习的学生们说一句：龙江一中会和你的一生连在一起，珍惜你的中学生活吧。
龙江一中是我文学的摇篮。在中学时代，我已蹒跚地踏上了文学之路。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影响较大的几位老师。
孙志伟。是我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军人出身，我曾在他家看过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集。记得有一篇影评，是评价电影《上甘岭》的，题目为《两个苹果》，好像是发表于《解放军报》，还有一篇杂文，写理发时遇到的趣事，题目为《理发店里的笑声》，用的是笔名偶遇。当时我问孙老师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怪怪的？他说是偶然遇到的事儿嘛，就随便取了一个笔名。不知是哪一年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他的四行诗，署名是少尉孙志伟。
在我们那样的一个北方的偏远县城，遇到一个曾在大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是不容易的。应该说孙志伟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在今天看来，孙老师作为一个杂文家和评论家还蛮够格的，只是囿于教学的原因，使他难以集中精力和时间从事写作而已。从我上初三直至离开学校的几年中，我经常去孙老师家串门儿，就像现在许多文学青年渴望得到名师指点一样，我愿意听他谈文学、谈写作，我几乎读遍了他的藏书。我最初读到的《唐诗三百首》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当时真是如饥似渴，一边读，一边抄。那本儿抄录《唐诗三百首》的本子，我现在还保存着。就在文革开始后，我还去他家借了本艾青的《诗论》，不久他就被批斗了，成为全县解放最晚的“专政对象”。而那本《诗论》，一则由于我非常喜爱，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机会还给他，直到如今还在我的书橱里，有时翻一翻，便油然忆起孙老师。
我现在还保留着初中毕业时，孙老师送给我的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不胜影中人，不是好学生”，这是孙老师对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种希冀，是对学生的一种鼓励，我时时用此来鞭策自己。孙老师后来一直在县工会职工大学任教。
栗庆国。是我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他有一个笔记本，是他大学时期的读书摘录，也有片段的感想。他给这个笔记本儿取名“建筑材料”，他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身边永远要带着铅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的一切美妙的地方和话语，都把它记下来。”好像当年我就是看了这句话，才向栗老师借了这笔记本的。后来他见我喜欢，说不要还他了。这个笔记本，一是使我学到了本子上的内容，二是也学会了如何用笔记的形式积累资料。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这个笔记本，有时翻一翻，仍能从中受到教益。栗老师后来调到大庆石油学院任写作课教授。
白经文。白老师不是我的任课教师，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辅导我朗诵贺敬之的诗《回答今日的世界》，那次好像是学校组织各班文艺比赛，我获得了个人表演奖。再一件事儿对我走创作之路的选择起了一定的作用。文革之初，工作组将一些老师打成“黑帮”，白老师毕业于山东大学，语文教研组长，自然是所谓的反动权威了。
一天薄暮时分，我独自一人离校回家，当穿过操场时，白经文老师迎面走来。我们对视了一下，他就侧过脸，绕过我走开。那时黑帮老师是不敢和学生打招呼的，是怕给学生带来麻烦，当白老师走过时，我禁不住跨上一步，握住他的手，紧紧地一握，说了句：“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胜利”。由于那场运动本身就是个错误，所有的错误理所当然地被翻了过来。1968年初，我被批准入伍时曾到白老师家辞行，他找了一本书送给我，说，“在那个时候你能和我握手，给我支持的力量是十分大的，这本书你就留作纪念吧。”那是一本叶君健译的精装本《安徒生童话选》，后来我才知道，白经文老师被打成“反动权威”后，他爱人几乎将所有的所谓的“封资修”的书都处理掉了，这本书是幸存的几本中的一本，这本童话集伴随我度过了十八年军旅生涯，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使我由喜欢童话变成热爱，以至成为所追求的事业，直至我自己也成为一名童话作家，每次我写的童话获奖时，我都想写篇文章谈谈，这件事儿一直未能成文，现在写出来也算了确了一桩心事。白老师后来调到秦皇岛燕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应该说一中有较好的学习氛围，文学爱好者从中也能体会到，比如经常有学校组织的或自发的文学活动。
征文。记得每年的“五一”、“十一”学校都要搞征文活动。初一时，我的一篇作文入选了“五一”征文，被贴在黑板上，在中门门厅处展览，这着实令我激动，也坚定了我当作家的理想。作家之梦最早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萌生的，当时我的班主任师洪泰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后的评语中有“你有创作天才”的话，就是这句话激励了我当作家的理想，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师老师肯定早已忘记了他曾给学生批过什么样的作文，写过什么样的评语，但是这句评语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在上初一时被“五一”征文选中的这篇文章。以至以后的诸多努力，都是向这个方向走的。
《春芽》壁刊。大概是由于1965年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了减轻学生负担问题，学校开始了各种课外活动，同学们都根据各自的爱好参加了相应的活动小组，如数学小组呀、物理小组呀、化学小组呀，还有学音乐和打球的，我在语文小组。高二上学期，我和同班同学丁秉恒提出办一个文学壁刊，取名《春芽》。我们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语文老师栗庆国的大力支持，他请潘广懋校长写了刊头，又亲笔写了一首贺诗。栗老师是指导老师，我为主编，丁秉恒为美术编辑，负责封面设计。那是我最早的一次当主编，《春芽》壁刊的组稿不限于本年级，高三、高一的同学都踊跃投稿儿，高三一班的黄久成同学就在《春芽》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小散文，写得都很美。《春芽》壁刊是半月刊，办了一个学期，我认为这个《春芽》壁刊，开了龙江一中学生自办文学期刊的先河，只是当时没有这种意识，也未能把资料保存下来，有些惋惜了。
文学小组。从高二开始，我就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诗文，他们是丁秉恒、黄久成、刘亚洲、孙国仁，如果是现在，我们一定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成立一个校园文学社了，我们比较成型的活动是每周每人写一篇文章，或诗歌，或散文，或书信，或日记。周日是聚到一起，每人读自己的作品，大家评头论足一番。这种活动一直坚持到1968年我入伍之前。高中时期我写有散文几十篇，诗近三百首。
可以说，我在中学时期就打下了较好的文学基础，就我自身来说，主要得益于诗朗诵、读书和日记。
诗朗诵。从小学起，我就喜欢诗朗诵，在大合唱中曾领诵，到了中学，尤其在高中阶段，诗朗诵几乎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诗朗诵引导我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诗歌。在朗诵诗歌中，每每都是大声朗读，在这种习惯的诗朗诵中，我便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诗的美妙艺术境界，在诗歌朗诵中，我结识了屈原、李白、苏轼、辛弃疾、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艾青、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张志民，李瑛……众多的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著名诗人，以及普希金、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惠德曼、济慈等外国诗人。记不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写诗的，好像是初中三年级，高中时期有一段时期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都写，最多时一天写过五首。诗成了我记忆生活和感情的一种手段，记得曾在学校公开朗诵过自己写的诗《朋友》和《信》等。
读书。开始是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后来办了个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从那里借书看，还从一些老师和同学处借了大量的书看，当时的阅读是属于初步的涉猎，虽然缺乏系统性，但有其广泛性，为后来的系统地读书做了较好的铺垫。
日记。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日记，到1968年2月入伍前，写了十来本，开始是流水账似的写，后来每篇日记前加个题目当作一篇短文来做，有时也用诗的形式来写，长期写日记使我受益匪浅，写日记对写作水平的提高是不容质疑的。假如坚持写一年日记，就是多写了三百多篇文章，如果坚持三年，就是上千篇文章，这样在写作水平上必然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同时，坚持写日记还是对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意志磨练。干一件事就要有始有终，干一件事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做，由于长期坚持写日记，使我能较好地把握日记这种形式，在创作中有时能较熟练地运用。如黑龙江的儿童期刊《小雪花》杂志，一九九三年全年十二期连载了我用日记体写的中篇童话《毛毛日记》，在读者中反响很好。
回顾中学时期的学习生活，我以为一个人在中学时代不论有何种抱负，不可在学习上过于偏科，应全面打好基础，任何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只有博才有专可言，中学时期的基础对一生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中学时代，我虽然较偏爱文学，但其它学科的学习也是很努力的，而且成绩也是较好的。之所以能够这样，还是归功于谆谆教诲，全面关心我成长的历届班主任江松龄、于永泉、王国风、王文斌。以及科任教师周廷键、王文渊，刘镇军等。仅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当年付出的辛苦道一声谢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从1968年2月离开家乡至今。有28年头了。这28年来，我经历比较简单，先当了十八年的兵，历任战士、班长、新闻干事、副政治辅导员、政治教员等。1986年转业到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曾任《文学少年》杂志副主编，《儿童文学》创作室副主任，现任辽宁文学院副院长，在文学创作上以儿童文学为主，主要写作童话寓言，也写成人文学、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
我在创作中顺其自然，从生活中获得什么灵感就写什么，从不把什么历史重任放在自己肩上，从没有当大作家的奢望，我视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以写作为业的人。创作对于我，是一种由衷的热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写作对于我就是享受人生，享受生活。
龙江一中是我的母校，我永远是龙江一中的学生，我愿意和教过我的老师，以及来一中工作的新教师，愿意和老同学以及新校友建立联系，使我们成为永远的朋友。
大概是1993年冬，我去阿城糖厂电视台看望老同学丁秉恒。在电视台的演播厅里，他打开录像机说“宝杰，你说点儿什么，或朗诵点什么录下来作为纪念”。当时，我朗诵了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在这篇文章结束时，我以这首诗作为结尾，以示我对故乡、对母校、对老师、对同学、对所有的新老朋友的思念之心。
思念
清晨梳理，
鬓边又多了一根白发，
我知道：
那是昨夜对你思念的煎熬，
心灵的记事板上，
又多了一条儿道道。
一次思念，
一根白发，
一次煎熬，
一条道道。
假如有一天，
你看到我银丝垂条，
不要，不要哀叹岁月的苍老
你该知道我心中的思念之大，
仍在旺盛地燃烧。
作者简介
张宝杰笔名葆劼，1946年7月出生于黑龙江龙江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曾有18年军旅生涯，转业后到辽宁省作协工作。历任《文学少年》杂志副主编，儿童文学创作研究室副主任，辽宁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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